您所不知道中共“一大”背后的佚事（一） 沈剑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而南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后续部分，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就在私立博文女校悄然举行。会议推荐并一致通过北京代表张国焘为大会执行主席，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五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1920年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大会同时推荐“一大”的组织工作由上海代表李达负责。李达是湖南零陵人，早年曾留学日本，1920年夏回国，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成员，任宣传主任。
现在证实：在7月22日前，各地代表都全部到达上海。改变中国命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离博文女校不远的一大代表李汉俊寓所里秘密举行。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1918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上海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1920年5月与我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的爆发，为中共建党提供了干部上的准备。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为了统一领导各国革命运动，把中国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首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23日正式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准确的日子是后经邵维正等各方党史专家经历了严谨细致的考证才得以确定。
现在已尘埃落定,参加上海的“一大”会议共有13名代表。其中，国内代表13名。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北的董必武、陈谭秋，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党的一大会议加上二位共产国际代表的列席，出席上海“一大”会议共有15名。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与其说时中国党员自发召集的，倒不如说是派驻到上海的国际代表马林等的督促之下召集的；关于这点，根据在当时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党的李达曾经这样回忆并解释的：
“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克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冾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使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见（《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石川祯浩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251页)、《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八期。
既然是第三国际派代表要求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是很有必要！但由此说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督促下仓促中召开的，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与陈独秀未能成会。说明李大钊与陈独秀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由于“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陈独秀时“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是世人公认的领袖。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知名教授，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创导者，历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尽管有学者对李大钊与陈独秀未能成会进行了探索。但仍不能不说明中共“一大”会议是在仓促的情况下召开的，使得党的重要创始人陈独秀与李大钊由于“事务繁忙”而未能成会，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协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迟早会召开！
第二，由于会议在仓促的情况下召开，接到会议通知的代表陈公博不得不带上新婚妻子同往，这在历史上召开的重要会议以及重要场合上绝无仅有的，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召开党的代表会议，陈公博冒然不会带新婚夫人参加。陈公博是广东南海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20年任广东《群报》总编辑，早期积极参与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介绍，1921年春参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由于7月30日，会场遭侦探闯入后被搜查，因为续会尚不明确，陈公博也有理由在第二天，即7月31日带新娘请假，弥补新婚旅游提供了可能，这反倒为我们一大闭幕日的成立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第三，正因为会议的仓促举行，故所有的代表都无法记住大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日期，这也在情理与意料之中。借用董必武的一句话，“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个说的到的” 。见（《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第68页）。作者又发现董必武在通篇回忆录有“当时准备很仓促”句，证实了作者的推断。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365页）。董必武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1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4年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国革命党。1920年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全国解放后，董必武一直担任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要职务。但正因为董老“没有那个说的到的”，说明会议“仓促”的程度之深。尤其在中共一大的“最后一天”闭幕日，把“仓促”的程度推向了高潮。
我们现在再把事件回忆一下。7月30日晚，代表大会举行了第六次会议。按原定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先由国际代表讲话，对中共建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然后再讨论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晚上8点多钟，会议开始进入高潮时，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汉俊住宅，掀开门帘朝室内在座的人们环视一圈。这个陌生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 有长期秘密工作经历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警惕性很高。马林是荷兰的社会活动家，一名经验丰富的反法西斯战士，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他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曾三次来华。事件发生后，许多代表有这样共同的回忆：“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 说完，他同尼克尔斯基首先走了（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8、179页）。
由于7月30日晚代表们仓促离开，何时开会的设想只能在(7月31日) 第二天提出。一大代表周佛海在回忆录指出： “第二天清晨（7月31日）周佛海在环龙路李达住所商讨续会情况。”周佛海是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初期积极宣传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一定的作用。1921年回国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也是留日学生，回国后但任《新青年》杂志编辑，负责“一大”的组织工作也是情里之中，这时李达一直举棋不定。
以广州代表陈公博为例，接到会议通知的陈公博，因为带着新婚夫人，趁着“一大会议”，从广州来上海度“蜜月”。住在上海南京路的大东旅社。7月30日晚，陈公博离开一大会址，还好不容易甩掉盯销的密探，回到南京路大东旅社已是深夜，这一天晚上，陈公博也没有接到明天（7月31日）去南湖续会的消息。
由于当时事件的突然，在商讨何处续会，代表的意见不一，有的代表提出到杭州西湖，但都被否定了。据王会悟回忆当时的情形：“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那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王会悟是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浙江桐乡人，曾在嘉兴女子师范读书，熟悉嘉兴情况。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见王会悟：《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载《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这样，到嘉兴南湖去开会就这样定下来了。
作家叶永烈在撰写《红色的起点》时，采访了南湖纪念馆的馆长，当提出如何认定闭幕日的敏感问题时，某馆长这样“栽决”这一历史难题，他告诉叶永烈，根据8月2日《申报》的报道：8月1日下午（四时半以后）嘉兴狂风暴雨，吹翻了南湖好几艘游船，某馆长不作调查研究，用因为“台风”，所以8月1日“不会续会”的判断，主观否定了原本应是8月1日闭幕，自觉不自觉地把南湖会议提前做出7月31日闭幕的决定。这样的“栽定”在党史界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申报》不是8月2日报道，也不是8月4日报道。作者在《也谈中共“一大”会议闭幕日期问题》，根据掌握《申报》的原始材料，更正《申报》发表嘉兴台风的报道为8月3日。台风在8月1日傍晚卷入嘉兴是事实。（请注意：是傍晚，作者注）其实，台风的来临与代表们去南湖续会，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另外，代表们赴南湖续会怎么知道嘉兴有台风呢？（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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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