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重兵“围剿”及经济封锁，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英勇苦战一年，仍然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被迫退出毛主席开创的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从于都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于都河（即贡江），是中央红军长征首先要过的第一条大河，当时河宽600多米，水流深湍，为了保证红军顺利渡河，在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大力支援红军，为避免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在夜间架设浮桥，仅4天时间，就在于都县30里的河面上架设了5座浮桥和布设众多摆渡和涉河点。
从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同中央野战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从于都县城东门浮桥渡河。秋风瑟瑟河水凉，红旗飘飘军号响，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情意长，一杯杯茶水，一顶顶斗笠，送不尽乡亲对红军的深情厚谊，紧紧握着亲人的手，盼望红军返故乡！望着乡亲们悲怆的呼唤，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们心情难以平静，向人群挥手告别，一遍遍大声喊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一幅感天动地的悲壮场面，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一路向西，红军战士血染湘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翻越五岭来到贵州境内，党和红军前进道路面临重要选择。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再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城头霞光照，欢呼毛主席来领导！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党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是否进行打鼓新场战役，并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决策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2018年4月25日我跟团旅游来到著名的遵义市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每人凭身份证领取一张免费参观券。
大家在遵义会议会址小楼前拍照留念，我感慨万千，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不确定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难以顺利到达陕北，中国革命的进程难以想象！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使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革命才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直至建立新中国。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摆脱了敌人围追堵截。红军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草地，于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毛泽东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和精神内涵，生动阐释了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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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聚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