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将至,思绪几多,最忆重阳游。 在我的记忆中,重阳和登高是划等号的。尽管苏州的风俗,除了登高,还吃重阳糕,但人们津津乐道又身体力行的,多为登高,因为重阳时节的江南,天高云淡,秋风送爽,是一年中最适宜出游的日子。我的父亲是一个酷爱旅游的人,每每假登高,带我远足。 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明天是重阳节,我们去登高。于是就有了什么是重阳,为何要登高,怎么登一系列问题的提出。第二天起个早,兴冲冲出发往苏州西郊的花山登高。苏州地处平原,没高山,少丘陵,海拔仅176米的花山,已经算是我们这儿的高山了。踏着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铺设的御道,一路前行至山脚下,再从“花山鸟道”曲折登山,迎面是一座接引大佛。沿着在整块石壁上凿出的“五十三参”石级而上,终于登上山巅。只见一块恰似莲花花瓣的巨石兀立山顶,直冲霄汉。那时人小不觉累,最大的感受是被莲花石所折服,小心翼翼挪步到巨石根部,让父亲给我照个相(可惜照片已在文革中销毁)。在登山途中,父亲教会了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首唐诗。这次的登高,让我对重阳节有了认知,中华传统文化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融入我的心中。 (想不到40多年后,在花山举办了重阳登高节) 以后的十几年,读书学习,再加文革动乱,重阳节、登高旅游,统统被称为“封资修”。直到1986年,我才有了第二次的重阳登高。 那年,我病后在家休养,闲得无聊。快到重阳了,父亲提议去武夷山登高,我欣然同意。交通线路、行程安排都是父亲设定。记得火车抵上饶后,再在晨曦中换乘汽车,一路颠簸,四个多小时到达武夷山三清宫。第二天,正是重阳佳节。晨起登天游峰。天游峰位于武夷山景区中部的五曲隐屏峰后,海拔408.8米,步入山中,穿过“云窝”,在登山石级上回望九曲如带,丹霞似火,武夷山山水水尽收眼底。难怪徐霞客会如此点评:“其不临溪而能尽九曲之胜,此峰固应第一也。” 上到天游峰顶,品一壶“大红袍”,令人心旷神怡。从天游后山下,一个多小时到桃源洞,已是下午一时多。洞外是“六曲”所在,几个竹筏横陈渡口。那年头,即便是重阳日,也是少有游人。筏工见有游客便上前兜售,见我们犹豫不决,竟主动提出先将竹筏拉向上游,再顺流而下,每人加收五角钱。于是六位游客合一个竹筏,共二十一元,作了一次九曲溪漂流。一路上筏工指点江山,将溪流两岸的景色绘声绘色一一道来。坐在小小的竹排上,欣赏着形态各异的山峰,寻觅着高崖上的船棺。周围没有行色匆匆的游人,没有沸沸扬扬的人声,只有流水的脚步声,只有大山的呼吸声。那份悠闲,那份舒适,在之后的几次漂流中从未再能体验。当到达下游玉女峰该上岸时,真有流连忘返之感。这次的重阳之游,我登上了真正的山峰,生平第一次领略到丹霞地貌之美景。 (当年登天游峰途中的我) 以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想再在重阳陪父亲登高的愿望日益强烈。直至到我退休,才得以实现。这次是我提议,而行程还是父亲按排。在父亲眼中,即使我已退休,仿佛仍未长大;而在我眼里,父亲永远高人一筹。我们到了浙江金华武义县的两个小山村——太极星象村俞源和古生态村郭洞,那时,乡村旅游尚处开发初期,古村落旧貌保存完好。走进村庄,扑面而来的是纯朴的乡土气息,绝无商业化的庸俗市气。浙江山村讲究村口风水,俞源村口的参天大树林,郭洞水口的小桥流水,引人入胜啊。 继而沿瓯江一路南下,登上丽水的南明山,横架岩间长10余丈的巨梁,让我惊叹不已。在观赏青田石门洞的飞瀑流泉后,到达青田县城。这是个华侨聚居的小城,百姓富足,生活闲适。那天重阳节,早餐没重阳糕,倒是花八元钱吃了一碗海鲜面。青田城内有太鹤山,为道教第三十洞天。山上亭台寺观,全由当地华侨捐资修缮或增建,游山无需门票。沿新修的台阶一路攀登,行走在古松奇石之中,处处可见摩崖题刻。观光游客不多,而善男信女时时可遇。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年父亲82岁高龄,尚能作如此长途之旅,实属不易,在令人欣慰的同时,看着他登山时显得拖沓的步履,心中不由泛起一缕淡淡的忧虑……其实,重阳不必拘泥于登高啊,形式并不重要,关键是要保持一颗敬老爱老之心。 岁月更迭,人生易老,不变的是重阳节的情怀,是对父亲永远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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